盡管輿論相信，現行“拆遷條例”的廢除只是個時間問題。但這個時間，顯然太過漫長。一方面是新法的出臺依然懸而未決；另一方面是一些地方政府仍在時不我待地加緊強拆。因拆遷而引發的暴力沖突接連不斷，還需要多少血與火的教訓才能換來一部征收良法，尚不得而知。與此同時，暴力拆遷事件仍在引發網民狂熱的轉帖和評論，這既是對現行拆遷條例的另類控訴，又有對未來征收立法的殷切期盼。

　　學界也在行動。10月26日，北京大學憲法和行政法研究中心、中國政法大學憲政研究中心專為促進“拆遷條例”廢舊立新舉行研討會。出席會議的北京大學憲法和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敦促有關部門：“什么時間廢舊立新，應該給公眾一個信息；如果不準備廢除，要解釋為什么停止立新。”早些時候，三份來自民間的立法草案也早已送到立法機構的案前。遺憾的是，來自學界、傳媒界的這些聲音，均如泥牛入海，毫無回音。

　　九個月前，由國務院法制辦公布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征求意見稿)》曾一度讓公眾看到曙光。這種開門立法的姿態，激發了不少公眾主動參與到征收立法的進程中。從媒體披露的信息看，政府立法機構有“求”，民眾有“應”。一些報章還辟出專欄或專版，來刊載公民意見。達成共識的意見集中在這三條：一是無公共利益不征收；二是無合理補償不征收；三是嚴格區分行政征收與商業征收。在此三項原則之下衍生出的具體“意見”，蔚為大觀。相信這些充滿了民間智慧的“我山之石”不乏立法者可借鑒之處。

　　然而一晃半年過去，征求意見者卻無任何信息披露，更別說主動公布對民間“意見”的處理意見。有鑒于此，媒體在7月底曾集中火力，以密集報道和評論向相關部門建言。奈何這些聲音仍然止于單向傳遞，輿論的高調和官方的低調形成了鮮明而又耐人尋味的對比。

　　至今又過去三個月，中國大地上又發生了數起拆遷血案。姜明安教授還從1近兩個月的報紙中找到了12個“都與拆遷條例的廢舊立新有重大關系”的典型案例。姜明安認為，廢舊立新不但沒有解決，有些社會矛盾更加激化。然而，這部萬民期待的“拆遷新規”究竟征求到了哪些意見，又采納了哪些意見，新修訂后的“升級版”意見稿是何面目，有沒有具體的審議時間表，凡此等等，皆在云山霧罩之中。開門立法，本是立法者與社會和民眾的良性互動過程，如今卻因立法者的“沉默是金”，而被人質疑為“開門秀”。

　　從現實來看，各地不斷上演的強制拆遷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助燃劑。“拆遷變法”恰恰肩負著緩和社會矛盾、實現社會公正，進而保障社會穩定的重任。與其等到發生了暴力沖突，甚至釀就了流血事件之后再“天價維穩”，不如以立法變革來防范拆遷沖突，消除不穩定因素。

　　當然，我們也要承認，“拆遷變法”可能會導致一些地方政府“不穩定”。當社會穩定和某些地方政府的穩定只能兩者擇一時，立法者事實上已沒有退路。懸而未決、一味拖延就等于是持續制造不穩定。

　　眾所周知，國家法律所體現的，只能是多數民意。所謂“拆遷變法”遭遇地方阻力，這里的“地方阻力”，并非來源于地方民意，而只是部分地方官員的“官意”。“拆遷變法”中的民間共識清晰可辨，地方“官意”卻總在遮遮掩掩。江西宜黃縣某官員的“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一語，算是代表了部分“官意”。但其理據，卻在新一輪的輿論風暴中被一一批駁。這是“拆遷變法”以來，迄今為止1一次關于拆遷合理性的直接辯論。從利益博弈上看，立法需要這樣針鋒相對的辯論。

　　只是，這種辯論并非發生在制度化的立法程序中，而是發端自一個“不聽話”且敢于挑戰潛規則的基層官員。這也使得官民拆遷大辯論變得愈發珍貴。在前述北京研討會中，主辦者也曾邀請相關立法部門的官員或專家與會，但無一出席。

　　如果說拖延立法代表著政府立法部門的消極作為，那么，不予公開“拆遷新規”征求意見的具體情況，以及“拆遷變法”的時間表，就是不作為。這種不作為還涉嫌違法，違反政府自己所立的法——《政府信息公開條例》。

　　“拆遷變法”不能再拖了。每一起因強拆而導致的沖突，都是持續敲響的警鐘。